王见刚：中共隐蔽战线在境外的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自此进入了全面抗战时代。而在抗日战场上，除去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抵抗，在敌后，则成为中共领导全国抗日的舞台。也因此，中共从与国民党十年武装斗争的地方政党的角色中摆脱出来，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大党，并且，拥有着自己独立的抗日军事力量。

而中共，彼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脱颖而出，超越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派，成为共产国际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大党。并开始从国内舞台走向国际舞台。

作为抗日的先锋和主要领导力量，中共在国内指挥抗日进步团体和军队对日伪进行斗争，作战之外，并利用各级影响力，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

张文秋老前辈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和红色国际情报组织的合作，其实可以追溯到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初创之时，就曾经与二战中最伟大的红色特工“佐尔格”有过合作。佐尔格第一次在中国建立情报网，可以说，完全依托的就是中共情报组织的人员及帮助。毛泽东的亲家，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其儿子的张文秋，就曾是佐尔格小组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上海，曾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所在地，其任务中，很大的比重就是收集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员及中国各个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而中共最锐利的“情报尖刀”中央特科曾帮助性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营救红色国际情报组织的被捕人员等。

布鲁（陈泊）同志

包括1927年后，许多中共党员为了躲避追捕，曾不少人远走海外，并坚持革命斗争。如著名的情报保卫干部布鲁（延安时期的被誉为“延安福尔摩斯”的情报、保卫奇才）就曾担任过马共中央委员等。

到了全面抗战爆发，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更是从国内向海外开始拓展。利用各类有影响力的人物，号召华侨捐款抗日，号召青年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

在延安，成立了中央一级的外事机构“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朱德总司令亲任主任，副主任便是执掌中共情报系统的领袖级人物叶剑英。秘书庄焰，菲律宾华侨，1933年在海外被发展参加革命，曾担任毛泽东和朱德的翻译。

庄焰同志

当时，还处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就曾是中共连接内地和海外一个最重要的支点，潘汉年、廖承志，连贯等重要情报干部都在港粤之间活动，为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在此处的抗日武装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此期间，很多重要的战略情报得以获取并发向延安。

中央特科的元老胡愈之，被派往新加坡进行抗日活动。而在菲律宾当地发展加入共青团的许立也发起了以中共为领导的抗日组织。

胡愈之同志

中共的感召力量不仅仅是针对进步团体和个人，甚至连对手都心悦诚服的为之服务和主动合作。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最大对手之一，国民党军统局。其干将张圣才奉戴笠命，密赴菲律宾建军统情报站，在途径泰国香港之时，特意寻找渠道找到连贯，要求与中共情报系统合作，并向中共提供情报，请中共派员帮助其建站。经过研究和考虑，中共同意了这一“投诚”。日军进占菲律宾后，曾杀掉九名各国外交领事，环境异常残酷，但在中共隐蔽战线的帮助下，张圣才的情报站还是坚持了下来，其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员都为中共人员，王姓姐弟。

张圣才先生

在菲律宾，张圣才和中共合作，一面广泛召集华侨支持，一面广交日方记者，获取日军重要情报。这些日军情报不仅源源不断地传递到重庆国民政府，也为中国争取美国加入对日作战做出了极大贡献。

日军在菲律宾

在马来，抗战期间，曾有一支反日武装（游击队），编号为136部队，其中三个组成部分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人民抗日军、国民党（海外部）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华侨抗日军，以及国民党（海外部）和英国特勤处合作的反日武装。该部队在海外联合抗战中，曾歼灭日军共约2000余名。

肥胖者为日军号称“马来之虎”山下奉文

郑祥鹏和王楚惠夫妇 ，曾是中共在海外（缅甸）的党员，刚返回延安，又立即被派遣回去，担负着在当地组织抗日活动及建党大业。

此外，原来是美共中的徐永瑛、冀朝鼎，英共中的张永兴纷纷回国，成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潜伏于对手中的“定海神针”，其功勋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红色特工界的传奇。

解放战争时期的袁庚

而活跃于粤港地区的中共东江纵队与英、美军情报部门的合作，则收获不菲。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情报，到后来全依赖于东江纵队（袁庚领导），包括救援美军飞行员等。

阎宝航同志

中共在二战中最著名的国际情报获取之一，便是资深特工阎宝航获取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在以后的历史中，这一功绩被中俄两国记载进史册，阎宝航妇女及中共另一著名国际级特工李正文被俄罗斯授勋。

林林总总，只是一粟而记。正如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创建者，中共伟大的领导者周恩来所说的那样“统战带动情报，外事掩护情报”。

延伸阅读：

神秘的潘汉年系统

少见的潘汉年和毛泽东合照

1953年2月23号，毛主席到南京巡视，参观了中山陵和天文台。路上休息时，拍了这张照片。从左到右是曾山、军事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高级步校的校长宋时轮、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毛主席、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是那个坐在地上的胖子）、还有陈丕显。

收集信息的一个常用招数是“混进去”，就是悄悄进入对方里面收集情报，这也叫潜入。潜入后，往往会出现互相渗透的情况，就像你里面有我的人，我里面也有你的人，变成双重甚至多重间谍。这在情报圈子里，不但不稀奇，反而是很正常的事情。

潘汉年，换个说法就是，这位名叫潘汉年的先生。

“中共特工团队”或者简称为“中共谍报团”，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团队不仅在公开战场上与敌人激烈交锋，还在隐蔽战线上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的工作涵盖了侦察、情报收集以及保卫等多个方面，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团队的存在和行动，是中共在特殊历史时期进行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

“中共秘密情报团”的事情，是从苏联的情报员佐尔格等人在东京被抓后，扯出了上海那边的中共情报小组。1941年10月，佐尔格、尾崎秀实等人在东京落网，紧接着，1942年6、7月，上海的中共情报小组里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程和生（也叫郑文道）、李德生、陈一峰（本名倪兆渔）等党员也被抓了。他们都是中共在上海情报部门手下，藏身在日本情报机关里的情报小组成员。

一些中共党员能够渗透到日本的情报部门工作，原因是1930年代初，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王学文在上海同文书院当教授时，吸收了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成为中共党员。这个同文书院其实是日本外务省为了培养懂中文的日本间谍而设立的，但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一批学生心怀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成为了中共党员。

中西功在1931年4月，进入同文书院学习时，就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到了1938年5月，他再次来到中国，这时已经正式成为了中共党员。早在1934年，中西功就加入了“满铁”总社，并在1938年5月当上了满铁上海办事处的头儿。靠着他的关系，从1940年4月开始，“满铁”先后搞了两个下属部门，一个叫“时事调查研究室”，另一个叫“特别调查班”。程和生，他的真名叫郑文道，1939年秋天被调到中共上海情报科，干起了联络员的工作，专门负责和中西功还有其他几位中国同志联系。可惜的是，因为东京的佐尔格案，中西功在1942年6月被抓，紧接着7月份程和生也被捕了，这个情报小组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情报小组的成员包括：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程和生、李德生、徐强、李云、陈一峰、汪锦元（他是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方知达、倪之璞、钱明（也叫刘少文）、纪纲、张敏（纪纲的妻子）、陈汝周、张明达、张子敬、吴戢光（就是吴成方）、孙全、季仲夏、潘汉年、翁福绵、陈宪章、陈叔良、邱麟祥、陈三百、秦鸣钧（也叫秦鸿钧）等，他们都是潘汉年情报系统里的成员。

那时候，中西功表面上是“大日本皇军在中国总指挥部的”顾问；西里龙夫则假装是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的头号记者，同时还管着汪伪政府的“中联社”和“中央社”，并且也是“大日本皇军情报部”的顾问；程和生装成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里一个特别的调查小组长；而倪之璞等十多个人，都是这个调查小组的成员。

这样一来，共产党情报小组的成员就能利用合法身份作为挡箭牌，成功潜入日本的情报机构去收集情报。他们获取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战略信息，像日本的皇室会议笔记、大本营的清剿行动计划，还有汪伪政权的和平运动等超级机密情报。

几十年前，有一个中共上海情报小组，他们深入搜集了日本即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情报。这一真实事件后来影响力巨大，甚至在2010年被改编成了电影《东风雨》公映。该电影的剧情正是基于这个渗透进日本情报机构内部的中共情报小组所经历的故事。

抗战初期，广州《救亡日报》团队成员的合照。前面从左到右是：茅盾、夏衍、廖承志。后面站的是：潘汉年（最左边）、郁风（中间）、司徒慧敏（最右边）。

【判定12月7日开战】

1941年开头那会儿，日本国内就闹起了往南打还是往北打的分歧。

共产党很关注日本的军事动作。要是日本往北边打苏联，那苏联和在华北打日本鬼子的共产党军队就得吃大苦头了；要是日本往南去惹美国，美国肯定会来帮忙抗日，这样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有希望好转了。苏联好几次发电报给共产党中央，想让八路军去北边帮他们一起挡日本军队。共产党中央也让各个情报部门去弄清楚日本到底想怎么打。

1941年7月，日本搞了个关东军的大规模操练，看起来像是要打苏联。中西功呢，就被派去摸摸这次操练的底细。他趁着满铁派他去东京开“中国抗战力量调查会”第三次大会的机会，找到了在日本首相身边当秘书的苏联情报员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悄悄跟中西功说，7月2号日本天皇面前开的会定下了调子，一边在北面紧盯着苏联准备动手，一边还打算往南推进打仗。

中西功看了尾崎秀实给的消息，再加上自己在满洲的所见所闻，心里有了数：日本关东军搞的那次大演习，其实是为了往南打，日本的战略方向是往南，不是往北。

1941年10月份，日本特务在东京把尾崎秀实和佐尔格给抓了。跟尾崎秀实有来往的中西功这下子处境不妙了。在这之前，有人在日本给中西功通风报信，让他“往西边跑”，也就是去延安躲一躲。

这时候，党中央让上海的那个情报小组查清楚日本到底啥时候往南进攻。在上海管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又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中西功。

中西功接到任务后，不顾自己的危险，立马回了东京去收集情报。到了东京，他打听到美日谈判的最后期限定在了月底。为了确认这个消息，中西功跑到“满铁”的资料室翻资料，最后在1941年11月6日的一份内部参考上找到了证据：日本能接受的谈判期限，就是到11月30日。再加上他之前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的机密文件里看到的“以11月底为最后期限”，中西功觉得日本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开战了，海军也都集结好了，等12月初美日谈判一完，日本肯定马上就会攻打美国。

按照日本海军的航行计划，中西功推算出日本打美国的时间会是12月7号。为啥选这天呢？因为12月7号在美国那边是星期天，正好是休息的时候。对日本来说，这就是个偷袭美国的好机会。那时候美国还没参战呢，12月7号大家都放假，不光政府官员不上班，连军队士兵也都在休息，这样日本打过去就更容易得手了。

年轻的时候，潘汉年正处在他的青年阶段

从日本那边看，他们已经打了很久的仗，现在急着往南扩张来补给。他们肯定不会再等了，因为日本海军每天得烧掉4万吨石油，陆军也得用掉1.2万吨。石油就是他们海陆两军的命根子，东条英机才不会傻到等没油了再动手。所以，中西功猜日本打美国的时间，在西半球是1941年12月7日，东半球就是12月8日。

中西功把得到的情报告诉了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头儿吴成方。因为中共和美国那时候没有直接的情报来往，所以潘汉年就安排把这个情报先给一个在军统上海站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代号“21号”。他再把情报送到重庆的军统总部，然后军统总部再告诉美国政府。但美国人不信中国的情报，结果在太平洋战争里吃了大亏。

中西功准确地猜出了日本何时会对美国开战，显示了他在收集情报上的过人本领。

很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这份出色的情报工作一直不怎么被人知道。参与这项工作的共产党员因为保密要求，从来都没提起过，所以大多数人只知道国民党把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告诉了美国政府，却不知道国民党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

关于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消息，还有别样的讲法。大家广为流传的一种是，国民党截获了日本的秘密电报，从而掌握了日本的军事计划。就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五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池步洲，成功解读了日本的外交密电，得知日本打算偷袭珍珠港。

这个说法其实挺让人怀疑的。根据专家们的调查，日本的外交密电是分不同级别的，而且每个级别用的密码都不一样。日本在檀香山的领事馆，他们用的就是J-19“紫密”，这是一种机器加密的密码，人工根本解不开。池步洲那时候，还没本事破译这么高级的密码呢。

抗战那会儿，张令墺在蒋介石身边的情报小组，也就是第六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送过来的情报。他也说了，国民党那边其实没解开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电报。

黄慕兰曾在潘汉年手下做情报工作，她回忆说，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的部长吴铁城，让李芳假装叛变，去做了汪伪政府派到罗马尼亚的“大使”。李芳假装投降日伪没多久，我们中共情报小组的人就拿到了他给的超级秘密消息，说日本要打太平洋战争。这个消息，国民党中央那边也收到了。

这么说吧，国民党也曾把日本打算打太平洋战争的消息告诉了共产党。不过呢，共产党给国民党提供的、来自中西功的情报，要详细得多。

潘汉年和董慧是一对夫妻

潘汉年负责的上海、南京、广东、香港以及南洋等地的情报系统

潘汉年是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老将，他指挥过不少情报机构。其中，潘汉年领导的情报小组相当特别，它是在193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归中共中央社会部管，不跟其他情报机构掺和，专门负责上海、南京、广东、香港以及南洋等地的情报收集任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香港失守，之后潘汉年他们的工作重点就从香港转到了上海。这个团队里的人来自四个不同的地方。

（1）中共中央社会部安排了大概10个人，像董慧、刘人寿等，到上海去做潘汉年团队里面的工作。

（2）江苏省委书记刘晓领导下的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十多个工作人员去加强潘汉年的团队。比如说，他们把负责职业工作的何荦和学习工作的张征秉等人，都调过去帮潘汉年负责政治信息传递的工作。

（3）原先在上海的情报系统人员加入了潘汉年的队伍。比如说，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工委解散后，像史永、赵铮兄弟、蔡秉贤这些情报人员都转到了潘汉年手下工作；“八办”（由刘少文主任负责）结束后，那里的情报人员也都归到了潘汉年系统管理。

（4）说的是潘汉年体系自身拓展的联系。

潘汉年的情报团队在不同时期加起来大约有100人参与，同一时间里大约有三四十人在工作。一开始，这个团队主要靠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这些人撑着，后来谭崇安、吴成方、张建良（也就是华克之）他们也加入了进来，一起设立了好几个情报工作的地方。到了后期，张唯一成了这个团队的重要带头人。

潘汉年很早就在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了。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领导顾顺章被抓后叛变了。于是，中共中央让那些顾顺章认识的原特科干部离开上海，并让陈云、康生和潘汉年去接替他们的工作。到了6月，中央特别委员会进行了重组，潘汉年成了特委会委员，还兼任了特科二科（就是情报科）的科长，接替了陈赓的位置。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特科的工作实际上就归潘汉年管了，一直管到他1933年离开上海去苏区。

1936年4月，潘汉年从苏联回来，参与国共之间的合作谈判和联络事宜。5月份他抵达香港，7月又到上海和南京，跟冯雪峰一起商量工作。到了10月，他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办事处的主任，既要管国共的谈判，还得负责情报的事儿。到了1937年8月，潘汉年又当上了上海“八办”的主任。

1938年，地点是延安。从右边数起，依次是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和项英

上海被占领后，潘在同年12月转移到了香港，帮忙廖承志管理香港的“八办”，同时还负责了一些秘密任务。到了1938年9月，潘汉年去延安参与了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结束后，他留在了中央社会部工作。没过多久，他就当上了中央社会部一室的主任。

1939年4月，潘汉年回香港看眼睛，同时还帮忙做情报工作；到了9月底，他从香港到上海，开始组建上海的情报团队。到了10月，他正式当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负责建立华南情报局，管理华中和华南的情报事务。

之后，潘经常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回，负责上海、南京、广东、香港以及南洋这些地方的情报任务。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香港被占，潘汉年的工作重点就从香港转到了上海。再到1942年11月，潘和中共江苏省委一起搬到了新四军所在的淮南根据地。

1943年春天，华中局搞了个情报委员会，成员是潘汉年、赖传珠和胡立教，由潘汉年来当头儿。同时呢，还设了个情报部，潘汉年当部长，徐雪寒当副部长，一直干到1945年9月抗战结束。不过啊，1944年冬天潘汉年去延安开会了，这时候城工部长刘长胜就临时管起了情报部的工作。

抗战结束后，中央的华中局跟华东局合并了，潘汉年负责的情报工作还是管着上海、南京、香港这些地方。1946年夏天，潘汉年从咱们的根据地回到上海，接着又去了香港，一直带着他的情报团队干到全国解放那会儿。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从左到右是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

得说清楚，潘汉年带过头的情报组织确实不少，但可不能一股脑儿地把这些都叫做潘汉年系统。1931年以后，他管的中央特科二科，其实就不算潘汉年系统里的，那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一部分。

抗战那会儿，潘汉年亲手管过的单位有：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办事处、八路军在上海的联络处、中共华南的情报部门，还有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情报处。不过，这些并不能全说成是潘汉年的体系。

在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运作期间，有段时间是由不同的人来掌管的。比如说，冯雪峰和刘晓都曾经管过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的事；“八办”刚开始的时候，是由李克农来当主任的。

因此，在整理抗战时期的情报机构时，得把明面上的办事处和暗地里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分清楚。

在上海，日本领事馆有个秘密调查小组，大家通常叫它“岩井公馆”，主要是搜集情报和搞特工活动。这个小组的头头虽然是副领事岩井英一，但真正管事的是袁殊，他既是共产党的秘密成员，也是个身兼多职的间谍。

1984年，袁殊（站在右边）在潘汉年以前的家里，和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拍了一张照片

1939年9月，潘汉年情报组的重要成员刘人寿悄悄进了“岩井公馆”，做起秘密电台的保密工作。刘人寿离开后，到了1942年初，潘汉年又派恽逸群进了“岩井公馆”，让他当上了“中国编译社”的社长，给岩井公馆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这些报纸写文章。

恽逸群凭借自己特别的地位，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把日伪的丑恶面目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的真面目给揭露了出来，反驳那些主张投降的人。他甚至专门写了文章，把岩井公馆电台收到的延安广播内容，表面上批评实际上赞扬地传播出去。这在上海被日军占领，新闻受到严密管控，日伪拼命鼓吹和平论的情况下，就好比是在敌人的地盘上抢占了一个宣传的高地。

最关键的是，恽逸群利用这个特别身份，能获取到日本政治、经济等众多领域的丰富信息。他一直干到1944年10月，后来被日本宪兵抓起来才没法继续了。

共产党员还悄悄进入伪政权和伪机构里面，去收集各种情报。

陈一峰是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成员，他伪装成“中央社”的头号记者，还当上了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的顾问。

汪锦元渗透进了汪伪政权的重要机构，1938年年初，他当上了伪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到了1940年9月，他又被调到南京，给汪精卫当秘书。

张明达混进了假的“中联社”做联络工作，他借着在假“中央社”给宁、沪沿线的各个分社送电讯稿和重要信件的机会，暗地里成了中共上海情报组领导人和上海情报组南京分部之间的联系人。

当陈公博当上上海市市长后，李时雨也跟着他去了上海，并以“立法院委员”的身份负责搞起上海市保安司令部。1944年秋天，李时雨的工作和党组织关系从华北局社会部转到了华中局情报部，刚开始是由于毅夫管的，到了1945年春天就换成了刘人寿。李时雨和潘汉年接上头后，找机会把潘汉年那边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排进了伪保安司令部，比如倪幼斋当了中校机要科长，姜春圃做了中校人事科长，张维光则是少校文书科长，还兼着日文翻译。

史永找来了赵铮和他的兄弟，让他们潜入了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另外，像关露、袁殊这些人，也悄悄进入了日伪机构，做起了秘密情报的收集工作。

关露，换个说法就是，大家熟知的作家关露

这些潜伏在假政府和假机构里的情报人员，心甘情愿背上被人骂作汉奸的坏名声，只为了能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顾自己的脸面和尊严。

潘汉年的情报小组，人数虽少但个个能干，立下了不少大功。在抗日战争那会儿，他们传回了好多关键情报。比如说，1939年英法想要拿中国当筹码跟日本讲和，搞了个远东版的慕尼黑阴谋；还有德国跟苏联开打后，日本打算往南扩张而不是去攻北边；李士群还透露了日军要突袭新四军总部的地方；周佛海悄悄设了电台跟重庆联系；以及重庆那边怎么对付日本的点子等等。

日本想要打中国，就收集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不过，他们在了解中国共产党方面，就没那么成功了。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在搜集日本情报上，做得非常出色。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不为人知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他们的渗透能力非常强。

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机构里竟然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存在。更令人意外的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这些机构中还担任着重要的职位，能够接触到并掌控日伪组织的核心情报。举例来说：1. 尾崎秀实，他曾作为日本首相的秘书，竟然与中共党员保持着紧密的联络；2. 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汪锦元，实际上也是中共情报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些信息无疑揭示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情报战况和地下工作的隐秘性。

很明显，共产党在“潜入内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的情报人员渗透进去的能力，是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根本比不上的。

1955年4月，潘汉年被人冤枉说他是“内奸”，因此被抓起来审查。后来，他被判了刑，还被开除出党，受了20多年的委屈。这个地方是湖南茶陵县的洣江茶场，潘汉年曾经就被关押在这里。

上海有座潘汉年的坟墓

消息来源：澳门法治报

责任编辑：陈龙狮